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未来电子商务空间迈向反思型法的关键，还在于构造平台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推进平台企业决策的民主化，以及对平台企业的权力运行过程施加合法性控制，亦即运用权力、权利和法律制约权力，(37)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空间和整个网络经济系统的自我反思。对于卢曼来说，唯有激活系统在自我省察、自我节制、自我纠错、自我更新意义上的内部反思性，现代法才可能在必然无法得到所有外部参与者共同同意的前提下，不仅有效应对高度复杂社会五花八门的各种新型社会纠纷，而且始终具备至上性、一般性、稳定性、公开性、明确性、体系性、自治性等核心特征，维系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
(41)参见陆宇峰：《系统论宪法学新思维的七个命题》，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该理论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发现了反思型法的雏形，这种全新法律模式强调程序导向，旨在为各社会领域设置匹配的自我规制机构，或者为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提供自我表达渠道和自主协调机制。(二)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系统论解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做出了战略部署，标志着共建共治共享被明确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反思型法模式之下，网络公共领域的监管目标从维护社会稳定，向防止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异化转移，监管主体从政府的垂直管理向政府、网络企业、行业组织、网络公众多中心共治转移，监管方式从分散限制网络行为向集中调整网络架构转移，监管对象从控制网络公众向引导网络企业转移，监管手段从单纯的外部规制向自我规制的规制转移，特别强调在依靠网络企业的软法即数字法开展自主技术规制的同时，强化对数字法的合法性审查。反思型法重视与细分社会部门相适应的自我规制机构，它们是各地各行业各领域自生自发的非官方、半官方组织，但又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被授权制定各种专业化的自治规范。
[德]Detlev Joost：《德国劳动法之体系与基本原理》，王倩译，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这是因为在高度复杂社会，各社会系统不仅外部分出，而且基于中心/边缘区分内部分化。从表1来看，社科法学与法律经验研究法律实证主义在分析方法和资料素材上的纷争及其实质即在于此。
（一）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法的实际样态 从学科发展来看，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模仿自然科学的产物，其所用的实证方法更是通过仿照自然主义的自然科学认知模式发展起来的，因而这种方法强调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式来呈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甚至从中发现规律。陈柏峰认为，法律经验研究应当是宏观理论前提+微观行为意义解读+中观或微观机制分析的结合，并提出了经验现象—因果关系—事理—法理的理论概括路线。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将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作为理论的分析框架的含义、特征和要求。概言之，法实证研究在本质上仍是理论研究，既不能被简化为对实证资料的收集整理或者对经验的归纳概括，也不能被视为对关于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的套用，研究者需要在学说资源、实证资料、问题意识上目光往返流转，应在此过程中将塑造法的实际样态的观念价值、制度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要素整合到一个具有融贯性的框架中，并通过这种分析框架处理法的实际样态必然内含的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规范）、一般与个别、应然与实然等紧张关系。
虽然这会使得法实证研究可能不如某些研究那样脉络清晰，必然会呈现出一种松散杂乱的格局，但研究者仍可通过各种具体研究中的分析框架来把握法实证研究的研究主题、方向和资源的脉络发展。基于对实质命题、方法问题及它们蕴含的各种紧张关系的反思，本文认为，法实证研究这一称谓或许更能恰当地反映此类研究的基本立场。
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面对的总是具体的问题和琐碎的资料，当下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关联起以往学说，往往是因为两者在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上存在趋同或者差异。这是对各种片面却深刻的视角可能具有的合理性的尊重，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和验证亦可减少盲人摸象的独断性从而使此类研究更加接近全面的理解。（二）关键切口：发现并解释差异 上一部分侧重于分析获得理论的过程，并未系统涉及理论内容的形成。最后，从因果机制解释来看，为说明社会生活如何决定制度绩效，该项研究融合了历史选择和理性选择两个视角，在使用集体行动困境、博弈均衡等理论工具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概念从个体层面上升至涉及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的群体层面，从而为认识和解释意大利地方政府民主改革的实际状况以及长期地、系统地研究制度怎样发展以及怎样适应其社会环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是法的实际样态，方法的选择、运用及相关争论都必然内含研究者对实质命题的理解。因此，是否内含抽象思考同样并非法实证研究与其他研究之间的根本区别，只不过前者中的思考深受研究对象及其表征的事实的限定，而这也是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和关于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之间的重要区别。由此可见，法实证研究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强赋的新词。第二，这种理论扮演因果分析中介。
社会现象涉及行动者的观念、期待等主观要素的作用，社会学在诞生之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因果分析需要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截取因果链条，而这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统计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体认知框架。
既可指实在的法，也可指内含价值考量的应然的法。本节将继续从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之间的关联入手，进一步说明理解分歧为此类研究所固有，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因于研究者间的水平差异或者实证研究发展得不够成熟。
然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还可以基于学说资源与实证资料之间的背离，重新理解认识普遍问题和实证资料，如前述的对民间秩序如何形成的研究。在抽象层面，这两类问题可以被分开讨论，但在具体实证研究中，两者相互交织。另一个说明则强调法实证研究的科学承诺。作为社会科学长期争论的焦点，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实证研究在现象认知、问题锁定及其概念化、变量控制、因果说明等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虽然很少有人如此极端地表述这种立场，其较弱的版本却广泛存在于各种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描述性理论之中，主张理论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对经验的呈现及对其规律的发现。
这种分析框架及其假设本身是可以被质疑的，一些研究却径行将经验概括当作理论，进而误读了法的实际样态。还是以法律的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为例，其分析框架蕴含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相互独立并具有同种性质这一假设，因为只有在这种假设下才有可能对两者展开比较数量分析。
首先，法实证研究并不承诺对法的实际样态作一种全景式的解读，即使总体批判十分重要，其也并非法实证研究的核心目标，很多相关任务有待政治哲学、社会理论等其他研究来完成。这种能够完整表征此类研究的一般性质的分析框架即为本文所称的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由此可见，这种生产过程既没有把法实证研究简化为素材整理或经验概括，也没有直接套用某种学说作出解释，而是持续地在实证资料、学说资源、问题意识之间目光往返流转，各种紧张关系也因此不断被呈现、处理并被整合到某种具有融贯性的分析框架之中。
例如：波斯纳通过加入信号传递理论，针对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推动了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更新。就前者而言，搁置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鸿沟这一问题的称谓可包容更多旨在揭示法的实际样态的研究。首先，从因果链条截取来看，这项持续了25年的研究从改革之初就确定了从制度绩效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主要基于新制度主义认知框架，制度构建政治制度为历史所构建制度绩效受其置身的社会背景的制约等理论认识奠定了基本方向和主要假设。结 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的法实证研究蓬勃发展，却面临着内部争议、外部批评和地位不明等问题，关键原因在于，其未能就其一般性质作出清晰的说明。
（法）社会学研究则倾向于从总体而非个体来认识社会及其法律，即便这种进路也有着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传统，但其往往不是简单地将社会还原为个体，而是着力从个体的态度、预期和行动来解析社会结构及其机制。首先，社科法学强调学科进路和研究方法，试图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科学等对法律的经验/实证的研究都囊括在内。
文章最后将归纳要点，阐释对法实证研究的整体理解，回应其内部争议、外部批评和地位不明等问题。简单套用后者，或许只能得到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幻象。
具体来说，这种理论在法实证研究中的作用及其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例如：左卫民从发现并解决现实问题、立法缺陷和经典理论困境的角度阐释了实证研究的理论关怀。
在批驳割裂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将实证方法等同于操作技术等倾向的基础上，有必要再澄清另外两种较普遍的对理论的误解。在事实上，想象力是社会科学研究长期高度聚焦的话题，就此作出系统阐述的学者，或许首推米尔斯。区分学说本身与其分析框架，对法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不同时期的价值共识可能不尽一致，同一时期内亦可能存在价值分歧，这些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差异往往能够为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提供刺激和线索。
然而，常可以在以往研究中发现，基于同样的资料素材甚至运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同一个具体法律制度可能呈现不同的样态，但这并非源自实然的认识差异，而是源自研究者在实质命题上对一般的法的认识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对法的存在形式、运作机制、功能特征等问题的不同理解。需要说明的是，理论一词含义多样，本文之所以将分析框架称作理论，不仅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研究者对一般性质问题的思考，还因为当前此类研究存在割裂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将实证方法等同于操作技术、把经验概括或者以往学说直接当作理论等倾向。
其中一种差异指法律制度运作中出现的矛盾现象。法实证研究需要对法的实际样态作出描述，其分析框架因资料素材上的限定必然具有一定的描述性，但对现象进行分类概括、提取概念命题、探究内在关系体现的分析性（analyticity）才是分析框架的核心特征。
在苏力的《送法下乡》已出版逾二十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争论已持续十年的今天，确实到了应对法实证研究作出整体反思的时候。以上讨论不免有些抽象，不妨以帕特南等人对1970年以来意大利地方政府民主改革的实证研究为例略作说明。
